在《敘事經濟學》(Narrative Economics)一書中,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·席勒(Robert J. Shiller)提出:在金融市場中,影響人們判斷的不僅僅是數據和理性分析,更是廣為流傳的“故事”。例如,比特幣的興起,遠不止是技術驅動,更是由“政府不可信、貨幣應當去中心化”這一宏大敘事所推動。
與他觀點相近的還有喬治·萊考夫(George Lakoff)、丹尼爾·卡尼曼(Daniel Kahneman)、理查德·塞勒(Richard Thaler)等學者。他們共同揭示了一個事實:語言不僅描述現實,更構建現實。誰掌握了語言,誰就掌握了話語權、資源配置權,甚至經濟規則的設定權。
在企業界,我們每天都能看到語言操控的例子:
“人事部”變成了“人力資源部”,員工不再是需要支持的人,而是被優化的“資產”;
“零工經濟”將無保障的彈性就業包裝成“自己做老板”的自由;
富豪們將“遺產稅”改稱為“死亡稅”,輕松逃脫責任,公眾反倒失去了反抗的道德優勢。
這些語言的轉變背后,不只是語義游戲,更是經濟結構的重構、社會共識的操縱。我們甚至可以說,語言不僅塑造了市場,更決定了資源如何流動、誰能主導市場。
作為在認知和感知中建構價值的行業,品牌營銷理應是最懂得講故事、塑造敘事的一群人。然而現實卻截然相反——我們被困在了自己的語言陷阱里。
“品牌”曾是資本主義最偉大的魔術:一塊絲巾,只要打上Hermès的標志,價值就能瞬間躍升。然而如今,這個術語在很多董事會里已被邊緣化,不再擁有主導話語權。
我們總想找到一個“完美定義”來為品牌正名——品牌是一種承諾、品牌是一種聲譽、品牌是情緒的承載體……但事實是,再完美的定義都不能喚起高管層的行動。語言的誤導性與場景脫節,才是品牌話語無法落地的根本原因。
特別是在國內的大多數企業中,尤其是像“上海標志設計公司”這樣的視覺創意服務商,品牌常常被誤解為“畫個好看的logo”、“配一套標準字體和色彩”。但這樣的認知顯然已經落后,不僅低估了品牌的戰略價值,更錯失了其作為企業資產的巨大潛力。
品牌等于審美:這是一種表層化理解,把品牌等同于Logo、字體、色彩的組合,仿佛是公司形象的“修飾品”,可以隨意更換與刪減。
品牌等于廣告:認為品牌只存在于營銷部門的宣傳海報中,而不是企業運營的戰略核心。
品牌是“無形資產”:這讓財務人員極度不安。因為無法量化,他們就傾向于忽視品牌的作用,認為這是成本,而非投資。
在這樣的錯誤語言框架下,品牌就像被稀釋的順勢療法——貌似高大上,實則無實質作用。于是,越來越多企業在預算緊張時,第一刀砍向的就是品牌部門。
我們不需要再為“品牌”找新的定義,而是要重新設定品牌在企業語境中的“定位方式”。
換句話說,品牌不是“視覺系統”,而是“運營系統”;不是“善意”,而是“資本利息”;不是“廣告支出”,而是“未來定價權”;不是“表面工程”,而是“企業生存戰略”。
具體來說,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,重新為品牌構建強有力的話語體系:
在當今動蕩不安的商業環境中,一個強勢品牌可以為企業帶來更強的抗風險能力。例如在市場危機或公關事件中,擁有良好品牌聲譽的公司能夠迅速恢復并保持客戶忠誠。而把品牌作為“風險對沖”工具來理解,更容易獲得董事會的認可與支持。
真正的品牌不是一場營銷戰役,而是一種可以持續削弱競爭對手的長期優勢。它可以提升顧客黏性、增強議價能力,并減少對價格戰的依賴,從而形成一個穩定的“利潤池”。
與工廠設備、庫存、地產等實體資產不同,品牌的價值會隨著時間累積,并在口碑、認知和忠誠度的增長中,形成復利效應。削減品牌投資,就如同摧毀企業幾十年積累下的“隱形資本”。
在中國品牌設計市場中,尤其是以上海為代表的頭部城市,標志設計公司往往被賦予了“美工外包”的職能。但若我們能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,強調品牌對企業定價權、組織韌性和客戶生命周期的影響,便能從“視覺供應商”轉變為“價值創造者”。
“上海標志設計公司”應當主動參與到企業的品牌戰略中,從品牌架構、視覺識別、命名系統、客戶體驗到核心敘事,共同打造一個完整而富有經濟杠桿效應的品牌體系。
正如神經科學家邁克爾·約翰遜所說:“一個偉大的品牌,就是你可以在‘資本主義游戲’中開啟‘簡單模式’。”
換句話說,品牌不是企業的奢侈品,而是其經濟引擎,是組織在面對激烈市場競爭時,唯一可以不靠價格取勝的王牌。
而在金融化日益侵蝕長期戰略、壟斷平臺控制分銷渠道、算法系統令企業淪為可替換的“供應節點”的當下,品牌或許是唯一一個能抗衡這種“晚期資本主義腐蝕力”的力量。
如果我們還在把品牌稱為“軟性資產”、“美學附屬品”、“可選成本”,那我們就默認了它的可有可無。而每一次這樣的“語言讓步”,其實都是一次對品牌價值的“話語閹割”。
真正理解品牌的人,應該用新的語言去講述品牌的力量。因為如果我們不去講這個故事,就會有別人替我們講——而我們,未必喜歡他們講的那個版本。